又是一次偶然

不管谁在生活中，有时候也会遇到，让你陷于一种一时“不辨东西”的偶然。就连收到作者题了上款，像模像样赠书这回事，真的有时候也会出于偶然，给你带来心地的不平静。

上海的王元化，到广东来了，住在从化松园休养。

这位著名学者，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编辑家，出版家，那时候正在上海具体主持规模庞大的中国第一种百科全书从无到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是一位很受正常思维读者欢迎和敬仰的人。

我知道，多年的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的中宣部顾问周扬，因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周年学术讨论活动开头的一次报告中，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受到批判。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这篇文章负主要责任的副总编辑王若水，被撤职。为周扬这一报告“统稿”的王元化，我还不知他当时的“收获”具体说来都有什么，反正是肯定好受不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事儿……

王元化曾经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按照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我作为曾经是本地“同类项”花城出版社的头头，可也终究同行过一回，特别是在他处于“低潮”的时候，显然更是应该不避“嫌”去看看他。

或许因为我在受整肃的时候，就是谁来看看我，我都感到是一种温暖，以致无来由的，在默默中想把这种体验，也“转移”到了王元化身上？

反正我是视作“平常”的工作去拜访，年3月1日这天，特地独自坐公共汽车从广州去从化，到流溪河畔依山傍水的松园看了他。松园，我到过几次了，先是已故秦牧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已故鲁迅的好友曹靖华老人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三次，第一次也是为了给《花城》杂志约稿。

这一次我独自坐公共汽车去从化，是因为我已经由花城出版社所谓“离职休养”，简称“离休”，在“反聘”两年期间，此刻又任命我为《沿海大文化报》总编辑，一家十几个工作人员，租一个单元民房办公的可谓超级寒酸新建报社，还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不是为了要避人耳目。

来到我熟悉的松园，满院子的羊蹄甲花满树，坡下流溪河的秀水，还是那样水波不兴安闲地流去。进入王元化的住处，我是还没和他见过面的生人到访，当然得首先自报家门。他一听就笑了，马上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书，向我晃了晃。

他把这本书交到我手上，才说：

“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所以只带来这一本书，还预先题好了你的上款。你来看我，证明了我的判断正确。”

我见是一本他的软精装《文学沉思录》。这本书我有带进养老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翻，见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年5月第1版，11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当时已经发行软精装册，平装册。那时候书价便宜，全书字，定价软精装1.3元，平装0.85元。难得这样的学术性著作，也能成为如此这般的畅销书，可证作者在广大读者中的威望，和作品的质量远不平常。

为什么记得那么准

若问已经是37年前的事，你这90岁的老老头儿，怎么连是哪一天去看他的，也记得那样可丁可卯？是玩“文艺”？

不是。我肯定我去松园看他那天是年3月1日，是因为我在版权页上有记：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走访元化于从化温泉公园。时气候阴冷，人避之犹恐不及，吾独趋之。苏晨钤了大篆刻家周哲文篆刻的花鸟文《苏晨》朱文印。

这是在当天回家后用钢笔所记，虽然已经有些淡化，但是还看得出。所谓的“气候阴冷”，是指对周扬在报告中谈到“异化”问题，遭受大批判的炮轰，还没完全寂静下来，他王元化作为周扬发亲笔信请到的，报告文稿的参与起草并最后“统稿”者，也在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

我翻开这本书的封面，见他在首页右上方题的是：

苏晨同志教正钤《王元化》篆书朱文印。

我何敢当“教正”，他客气也。我在左下方记有：

王元化因异化问题受批判后来粤。我去看他，他说：“我只带这一本书，相信你还会来看我。”钤学者也是艺术家、篆刻家山东石可篆刻的《苏晨》白文印，北京特级书法篆刻师徐焕荣晚名柏涛篆刻的《苏晨藏作者签赠书印》，朱文印。

这是我记的在松园和他见面当时的一个镜头可查。

当时我曾经有点儿狐疑地问他：

“元化同志，咱们还没见过面，没通过信，也就是根本还不认识，你怎么会想到我一定‘还会’来看你？”

他笑着说：

“来自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我是想，你可能是对异化问题感兴趣的人。听说周扬同志在广州，你都敢去看，还怕来看我？秦川同志的文章，《沿海大文化报》不是也还敢照登不误！”

这倒都是事实，可也都是出入偶然。

不过，这倒让我有了一些警醒。

与周扬的见面

周扬不平中身体欠佳。他是已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安排他带20位作家组成一个作家代表团为团长，到深圳、珠海访问，事后留在广东休养。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周扬，彼此是不只八竿子打不到，再多竿子也打不到的关系，我还只是年尾，在全军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在台上，我在台下，远距离听过他一次报告，因为我是与会唯一最小的干部，听他的报告都必是往后坐，我怎么会主动去见他？

我迄今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那天是由他夫人苏灵扬代他打电话给我，说是他想见见我，约我在百花园三楼见面。

百花园是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是住来广州演出团体普通演职人员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周扬来广州，多半会是住中共广东省委背后我们叫“小岛”的地方，起码也会是住在哪个有名气的大宾馆。我感到这种安排不一般，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能瞎估计，但是我相信，肯定与“趋炎附势”无关。

他约我去见面，我不能不去，刚才在电话里已经答应下来。不过我这时候也有想到，我去看他，必有人“关心”。我便先向主管业务的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林坚文报告，算是“备案”。他说，去还是要去，交谈中注意出言谨慎，现在是去前先口头向局里谈过，也算“备案”了，回来再口头谈一下，也叫“备案”了，就算有人“关心”，也不用担心。

我去了。按门铃，是他夫人苏灵扬开的门。进屋，见客室里只有周扬和苏灵扬二位。我没敢问他们怎么知道有苏晨这么一个人，还怎么知道我当时的电话号码。在他们那儿，我倒不怎么拘束，因为是他找我的，我来前还向局里“备案”过。

寒暄过几句后，周扬开门见山说：

“我请你来，是想和你随便聊聊天儿，这也是我的调查研究功课。我请你来，是想听听广东的一些同志，对我在“异化”问题上受到批判，有些什么议论。”

我笑了笑，回答说：

“‘异化’问题比较深奥，一般同志间很少理论性的议论，有，也多是情绪性的议论。”

他又问：

“有些怎样的‘情绪性议论’？说说看。”

我这时候因为要考虑怎样回答，卡了一会儿壳。他见我没有马上回答，就又改提：

“那就谈谈你自己怎么看，也好么。”

为了写这篇文章，探索一下时到今日，哪些话可以写了，哪些话还不可以写，我在网上看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放开来谈论当年“异化”问题“大批判”的长文。见是不但许多情况都已经公之于众久矣，周扬和下令批判他那人顶起牛来的一些重话，也在实话实说。

这件事已经过去37年！那是中共中央为纪念马克思逝世周年，召开报告会，由胡耀邦做了报告。接下来的学术活动，周扬做了报告。报告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分工起草，王元化统稿。报告中谈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后一部分谈到了“异化”问题。我见网上资料许多话都可以直来直去，此刻也就实情实写……

年，周扬（前左一）、顾骧（后左一）、王若水（后左二）、王元化（前右一）和周扬的秘书小丁（后右一），在天津迎宾馆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导火索。

接前，当时我便又说：

“那就还是先谈谈同志们有些什么议论吧。大体情况是这样，会上，以眼下‘谁官儿大谁表准’，即发言‘顺竿儿爬’，还是为主的。私下里议论，也有人认为，这和为了维护‘两个凡是’，谁不赞成‘两个凡是’，主张‘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说谁是‘砍旗’，‘丢刀子’，是半斤八两的事儿……”

我故意谈得简略又含糊，他也没怪，只是说：

“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好不好？”

我看实在躲不过，就也谈了谈。我有简略谈到，“文革”中我被“群众专政”7年，“副产物”倒是得机会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或《选集》或主要著作也都看过一些，也知道马克思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谈到“异化”问题，也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老人儿德热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中，对“异化”的谈法是：“共产主义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不过都限于一知半解。

对他的报告，我不是出于“当面擦鞋”，当时的看法，真的是同意他的看法。如他说：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有什么说不得？

说，我也只敢打“空—空导弹”，不敢联系实际。那时候若是有后来“打虎拍蝇”打出来那些，成连成营副国级、省部级、将军级披着“为人民服务”绶带的中共党员贪腐大老虎，说不定我还真可能大起胆来，稍稍联系一下实际，其时没敢，还得实话实说。

再如他在报告中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政治上的异化……

那是他在学术活动中的阐述他的学术见解，我就以为，他用了一些学术术语，这也没有什么可“上纲上线”的吧？

他一定让我说说有什不同意见。我就硬挤出了一个：

有人说，王若水把“异化”解释为蚕吐丝，丝结成茧，包起自己，蚕变成蛹；即在发展中把自己变成对立面，就是“异化”。

我看吐丝，结茧，包起自己，变蛹，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我担心这个解释，会不会有被往德热拉斯拉在一起的“升级”危险？

谈得差不多，我就以不妨碍他休息为托词告别，立刻找林坚文如实报告了谈话经过。

年9月，周扬即入院治疗，直至年去世。此照片摄于年5月，是周扬入院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秦川的文章

至于王元化提到的《沿海大文化报》发表的秦川那篇文章，我已经记不起来他写的什么。秦川原来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若不是他为提“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惹祸下台，能主动给我们《沿海大文化报》写稿？说老实话，即便是得到下了台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看得起，主动给写稿，也是小小初生报社难得的事。

秦川不是因为《人民日报》发表周扬那篇受批判的文章下台，这可在网上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有关说道，那是说：秦川有重要责任，主要责任在王若水，批评王若水不但没有提醒下令批判周扬那位（网上都是指名道姓，我迄今“胆小如鼠”），还欣然同意……新闻界大家都知道，秦川是因为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惹祸下台。

秦川主动给《沿海大文化报》写稿，原来是探探路。过了不久，他就和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李洪林即三联书店版《理论风云》一书作者，给我写信来，要到《沿海大文化报》来当编辑。

我复信给他们，老实说明《沿海大文化报》的实况，恳切解释“庙小安不下两位大神”的道理，这更不是我，甚至也不是省新闻出版局说话算数的事儿。至于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希望太阳会能从西边出来一次，我真诚的非常希望成为他们二位手下一个合格的记者。我知道李洪林是因为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惹了祸。

接着他们又写信来，提出可以在华南师范学院落脚为教授，实际上多做《沿海大文化报》的编辑工作。

这样一来，我也怕万一上头万一大气一回，让我给耽误了好事，就连同他们写来的原信，和我的表示，一起上报了。这想必有档案可查。

谁知道，换来的会是他们的愿望如石沉大海，我作为现任《沿海大文化报》总编辑，签大样的权力被取消，要改由一位我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看不上眼的一员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签大样！

我们民族自古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既已遭人疑，也就立即知趣辞职。稍后，《沿海大文化报》也关门大吉。

我和王元化的后来

我和王元化在从化一别10年没再见过面。后来气候“阴转晴”，他做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即既为高官，又兼大学者，我怕被讥为“月亮靠反射太阳发光”，也觉得还是和他保持距离好。

10年后的年11月16日，我到上海出差，那时候我是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圣英同意，被邀请为《现代画报》董事长的。在上海一时心血来潮，去王元化的“官邸”看了他。

他正患着重感冒在家休息，见我到访，还是爬起来发着烧热情接待了我，不见半点儿官场上多见的“一阔脸儿就变”。

看来他感冒不轻，挣扎着签了3本书送我：

一本是深圳海天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半精装《清园夜读》，年10月第2次印刷本，封面是月光下一株粗壮的擎天巨竹，内有他为“恭祝夏衍文学创作生活六十年”题的一个中堂，文为：

拔地苍松多远声

扉页题：“苏晨同志惠正王元化”。

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给他出版的《文心雕讲疏》，精装繁体字竖排本，扉页题的也是：“苏晨同志惠正王元化”；我在其下记有“他落难时来广东，住从化，我去看他。他说‘我就估计你会来看我，所以只带这一本书，还是事先题好的。’”因是留为自己备忘，有点儿不大清楚，反正自己明白。

还有一本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版的繁体字竖排本《文心雕龙讲疏》，是留给我一个台湾版本作纪念，因为精装本已经题过，就没再题。我自己在扉页上有记：“作者年11月16日赠于他的寓所。因另在精装本上有题，此本未题。苏晨记之”

再就是拿出著名大书法家给他写的书法手卷给我看……

他去世后有出版他的日记，我看他的日记年11月16日空白，不知道是不是重感冒中抱病接待我太累，我走就上床休息了，这天没记日记？

我有在《现代画报》上发表文章，有时间，地点，照片记此事，可查对。

本文作者（中）、王元化（右），拍于王元化家中。

（.9.22，于广州金沙洲广东泰成逸园养老院。）

主编：小艾